日志
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宇宙塑胶人”的传奇故事（原载《我爱摇滚乐》17期）
|
我刚刚回来，从布拉格。就跟所有观光客一样，手捧两三种版本的旅游导览书，背包塞着地图和相机，跟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当然还有台湾人，挨肩挤过熙熙攘攘的观光景点，提防着传说中的扒手，隔着橱窗对一排排水晶艺品和悬丝傀儡品头论足，站在各色珍奇建筑前面轮流摆姿势拍照，在弯进巷子里的剧院看《堂乔凡尼》木偶戏第1720场的公演之前，不忘偷时间抢购风景明信片，以及印著卡夫卡肖像的T恤。
当然我不是要讲这些观光客的例行任务给你听，光凭短短几天的居留便要故做大惊小怪貌、写些欢喜赞叹的旅游见闻，只是招人耻笑而已。我想说的是，关于一个改变了捷克历史的乐团，“宇宙塑胶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毕竟在那些观光客的例行活动之外，我还是偷时间跑去唱片行，买了好几张他们的专辑。你知道吗？店员听说我要买这个团的唱片，还摆出“阁下十分识货”的赞许表情哩，害我虚荣了好几天。
现在我手上正拿着这个乐团的好几张专辑。据说他们前前后后出了十来张专辑，我只买到五张，其中两张还是九十年代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的重组演唱会实况。CD附的说明小册是十几页密密麻麻的捷克文，我只能望纸兴叹。不过我还是在其中一篇评述文章的末段，辨认出作者署名：瓦克拉夫·哈维尔（Vlav Havel），剧作家，捷克共和国总统。
反复听着手上这几张专辑，从他们七十年代初期偷偷录下的地下演唱会实况、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的重组演唱会，这几个造型怪异的长发老嬉皮，玩的音乐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宇宙塑胶人的音乐有一种弥天盖地的感染力，有时小提琴和笛子跟迫力十足的低音贝斯一起出现，配着阴沉的鼓击和往复循环的电吉他音节，构成既沉重、又优雅的强大张力。有时充满了漫乱倾侧的不规则音符，整曲都是长长的念白，抑扬顿挫，像一帧康定斯基的抽象画。你很容易就会发现，他们的音乐充满了压抑感，有些自恋，有些骄傲，但总是挥洒自如、充满才情。那样的音符罗列，埋藏着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绝对不是英美摇滚乐团可能做出来的。当然他们的歌词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那好像也不大要紧，无论如何，我已经变成他们的歌迷了。
知道这个乐团，中间颇有一些波折。记得最早看到这个团名，是在1990年报上一篇哈维尔的专访里面。这篇文章激起了我莫大的好奇──当然，捷克刚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就在前一年，剧作家哈维尔领导的“丝绒革命”（The Velvet Revolution）把捷克共产党政权赶下了台，半年前还在吃牢饭的哈维尔，众望所归地出任共和国总统：人民，你们的政府归还给你们了！但是老实说，那时候的我对东欧情势一无所悉，也弄不清楚哈维尔原来是做什么的。真正激发我兴趣的，是在那篇文章里负责访问哈维尔的家伙--来自纽约的摇滚歌手Lou Reed。
你当然知道Lou Reed。关于他在六十年代的团The Velvet Underground（地下丝绒），还有那张Andy Warhol设计封面、画了一只大香蕉的名作，最著名的描述就是，“没几个人买他们的唱片，但每个买了的人后来都有了自己的摇滚乐团”。Lou Reed爱男人也爱女人，Lou Reed是只大毒虫，Lou Reed对性虐待的种种仪式有着超乎寻常的好奇。他把自己充满奇特情节的私密生活谱成歌，用一种神经质的、自恋至极的、半吟半念的方式哼唱，好听得叫人想咬他一口。然而，共和国总统为什么会跟这种家伙混在一起呢？
后来我才知道，哈维尔是全球头号地下丝绒歌迷，这下你知道“丝绒革命”名称的典故了吧。不仅如此，他还是怪老子Frank Zappa的歌迷！哈维尔刚刚当上总统，就迫不及待把Frank Zappa请到了捷克，以上宾之礼相待，还有意请他担任文化使节。毕生都在边缘地带奋斗的Frank Zappa大受感动，差点就入了捷克籍。此外，哈维尔还邀请到Pink Floyd为国宴表演，我想地球表面不可能有第二个对摇滚乐更友善的国家元首了。
哈维尔是在一九七六年，他四十岁那年迷上摇滚乐的。事情是这样子：某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一位朋友拎着酒跑来敲哈维尔的门，跟他彻夜长聊，并且建议他跟一个名叫伊凡·西罗思（Ivan Jirous）的年轻人见见面。西罗思周遭的朋友都叫他“马哥”（Magor，捷文“疯汉”之意），他不但是宇宙塑胶人的艺术总监，周围还有一群自称“地下社会”的次文化社群，马哥正是这些波希米亚浪子的精神领袖。雪夜来客跟哈维尔说：有机会，你真该认识一下这群年轻人。
关于马哥这号传奇人物，一位记者有如下的描述：马哥经历过嗑药、酗酒、搞摇滚、吃牢饭、被条子痛揍、样板审判、重刑监狱、神话传奇、一场大革命，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诗。经由引荐，哈维尔和马哥在布拉格相会。长发披肩的马哥滔滔不绝地发表他对捷克音乐复兴的看法，并且放了两三卷卡带给中年剧作家听，内容是几个当地摇滚乐团的表演实况。哈维尔听着破录音机里传出来的音乐，大受震动，于是推掉了该赴的约会，跟马哥跑去酒吧，彻夜聊到天明，从此成为至交。
哈维尔在多年后回忆那天的感觉：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从这天开始，哈维尔变成了宇宙塑胶人的忠实歌迷。透过这些年轻人，他又接触到了The Velvet Underground和Frank Zappa的音乐，它们从一张张刮花了的旧唱片，转拷成一卷卷秘密流传的卡带──在那个年头，一旦被秘密警察发现你在听美国摇滚乐，可是会被抓去关的。后来，就跟千千万万捷克青年一样，他把摇滚乐视为和文学一样重要的生命元素。在肃杀、灰暗的七十年代，许多政治犯被秘密警察逮捕，关押在牢房里，面对无穷无尽的审讯与折磨，他们让灵魂重获平静的方法往往不是向上帝祈祷，而是轻轻哼唱Lou Reed的歌、背诵John Lennon和Bob Dylan的诗句……。
Frank Zappa和The Velvet Underground的唱片，在七十年代的美国从来就没有畅销过。然而Frank Zappa怪异的充满超现实荒谬色彩的音乐，和The Velvet Underground毫不遮掩描述种种堕落状态的歌曲，对捷克青年来说，毋宁是更贴近自己生活实况的。
布拉格的文化圈，在1968年苏军坦克大举压境之前，生气蓬勃的面貌经常被拿来跟美国的旧金山和东村相比：大家读诗、留长发、玩现代艺术、弹吉他、嗑药、穿花花绿绿的衣服，觉得生活理应就是这样。也不知道该说幸或不幸，宇宙塑胶人的成立，正巧在“布拉格之春”被十八万大军剿灭之后一个月，碰上了当权者用尽全力要铲除那种花花绿绿的生活、让一切“正常化”的起点。1971年，官报大剌剌地宣示：政府不会容许“百花齐放”，我们所要栽培、要灌溉、要保护的，只能是那唯一的花朵--马克思主义的红蔷薇！宇宙塑胶人的披肩长发、奇装异服、放荡行径和高分贝的摇滚乐，简直摆明了跟党机器过不去，注定了他们被整肃的命运。
你一定会猜想，他们应该是个具备强烈政治意识的乐团吧。但根据曾经在肉店当学徒的团长贺拉夫萨（Milan Hlavsa）回忆说：才不是哩，他只是忍不住想玩摇滚而已。宇宙塑胶人的歌词完全没有提到政治，甚至连抱怨与哀叹的情绪都很少见。他们是这样相信的：对这个荒谬体制最好的反击，就是竭尽所能的忽视它。他们用不和谐的高分贝噪音、粗鄙的打油诗、披肩的长发、惊世骇俗的打扮和浪荡的生活方式，直接把官方标举的那套“好公民的价值”扔进了茅坑。他们不跟当政者对话，只跟自己人对话。他们没有变成异议份子，反而创造出一种可以暂时满足自己的另类文化。他们没有要求当权者赏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们的行径就好像自己已经拥有了自由一样。不消说，这替他们惹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七十年代初的“正常化”运动雷厉风行之下，无论搞摇滚的小伙子多么不愿意和政治扯上关系，都不可能幸免。所有的乐团都必须重新接受资格审查，领有执照才能表演。团名或歌词不能出现英文字，团员不能蓄长发，不能穿奇装异服，歌词不能有灰暗悲观色彩，舞台动作不能过于挑逗夸张，演出时音量不能过于吵闹……更糟糕的是，万一没有领到执照，先不说你根本没有场地可以表演，连舞台音控器材都会被没收，因为那是国有财产。
宇宙塑胶人不愿意改团名，更不想剪头发。他们自己用报废的收音机零件拼装出堪用的控音器材，一面做工养活自己，一面抓住每个机会登台演唱。一场典型的宇宙塑胶人七十年代演唱会通常是这样展开：在表演开始前两三天，会有耳语在朋友之间流传，据说他们将在某个城郊的谷仓，或者某人的结婚典礼，或者某片森林里的空地出现。确定的时间地点往往要等到当天傍晚才公布，几十个人便会千里迢迢坐车到最近的火车站，然後长途跋涉，穿越森林、踏过雪地、顶著风雨，来到某个波希米亚农庄的谷仓，赌赌自己的运气。尽管如此，消息灵通的秘密警察还是经常出现，让所有心血通通泡汤。
这类事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1974年的“布多维茨大屠杀”，这年三月，一千多个年轻人费尽千辛万苦跑到小镇布多维茨（Budovice），准备看宇宙塑胶人表演，没想到警察早就等在当场。这些年轻人被押解到黑漆麻乌的隧道里，轮番被警棍痛殴，然后送上火车，开回布拉格。几百名青年录了口供、六名被正式逮捕、几十名学生被退学，而整个事件中，宇宙塑胶人根本连唱都还没唱。
1976年，就在马哥跟哈维尔相识之后没多久，马哥决定结婚，而且要大宴宾客。不用说，婚宴变成了一场宇宙塑胶人和所有捷克地下乐团的马拉松演唱会。就在“地下社会”的亲朋好友共聚一堂、狂欢庆祝的时候，秘密警察破门而入，没收了大批录音带、手稿和乐队自制的控音器材。所有参加演唱会的人都被抓去录口供，二十二个人被拘捕，宇宙塑胶人的团员则在一场样板审判中被形容成堕落的象征、社会的毒瘤、吸毒酗酒性乱交打架滋事的地痞流氓。党机器动员大批人马抹黑这几个年轻人，试图说服一般大众相信他们被逮捕、被判刑，不过是单纯的刑事案件。马哥和宇宙塑胶人的团员被判处八到十八个月不等的徒刑：捷克青年永远不会在这种音乐之下起舞！判决书上张牙舞爪地吼道。
哈维尔大为愤怒，决定展开救援宇宙塑胶人的行动。他认为，假如大家都认同当政者的说法，觉得这些年轻人罪有应得，那么这个社会可以算是完蛋了。这些青年根本没有政治的历史，甚至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只不过是想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活，创作自己喜爱的音乐，唱自己想唱的歌，不与自己过不去，他说，“政权可以开始把所有独立思考、独立表达意见的人（即使只是私下思考和表达意见）都关起来。政权的意图：要让生活变得千篇一律，凡出现稍有不同的、个人的、突出的、独立的，以至于不能归类的事物，都要用手术刀切除移走。
大概没有几个人想像得到，这个救援事件竟成为捷克历史的转契点。尽量用简单的说法浓缩这段历史好了：哈维尔发起的连署抗议活动，竟发展成捷克知识份子在1968年之后的首次大串连，这群人觉得民气可用，决定一鼓作气，推动《七七宣言》的诞生，正式递交当政者。哈维尔身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自此屡遭迫害，数度进出牢房，成为东欧最著名的政治犯之一。他在1989年最后一次出狱后不久组成“公民论坛”，在“丝绒革命”中促成了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后来，就像全世界都知道的，哈维尔当选了捷克共和国的总统，成为地球上最喜欢摇滚乐的国家领导人。
而这一切，都是从一个忍不住想玩摇滚乐的肉店学徒开始的。你能想像吗？当然，说是宇宙塑胶人推翻了捷共政权，未免也太夸张--他们真的只是忍不住不玩摇滚乐的几个小伙子罢了。然而，你知道他们为了实践“搞摇滚”这个简单到近乎可笑的愿望，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出狱之後的宇宙塑胶人被官方剥夺了所有公开表演的权利，然而他们不改其志，仍旧钻尽漏洞寻找演出机会。马哥想出一个极具创意、又不触犯法律的表演方式：他先开一班讲解现代艺术的课程，放几张Andy Warhol的作品幻灯片，然后请宇宙塑胶人出场，表演整整一小时的The Velvet Underground音乐。偶尔会有朋友提供场地让他们表演，这些地方却经常在几天之后被一场神秘火灾烧得干干净净。宇宙塑胶人的成员在此之后又遭遇了好几次逮捕，萨克斯风手伍拉提斯拉夫·布拉碧涅（Vratislav Brabenec）下狱的新闻经过西方媒体报导，害捷共政权变成国际笑柄，颜面尽失。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他动辄在大街上被警察痛殴。实在没办法忍受这种迫害，布拉碧涅只好在1982年逃到加拿大。所有听过宇宙塑胶人音乐的人，都会同意这实在是个大损失。
至于偷偷摸摸参加演唱会的歌迷，也长期处在类似的恐惧中。想象一下：你是个十九岁的青年，在星期五晚上跑去酒吧看了一场演唱会，结果到了星期天，那家酒吧无缘无故发生火灾，被烧得一干二净；星期一，秘密警察跑来敲你的门，把你带去问话，其中一个朝你的胃部揍了两拳，另外一个则以你的学业和工作相胁，告诉你已经在当局留下了案底。请试着想象一下：下次再听说宇宙塑胶人的演出消息，你还会不会去听？朋友偷偷把一卷《White Light /White Heat》转录的卡带、或者听写传抄的John Lennon歌词集交到你手上的时候，你难道不会紧张得心跳停止？
我实在很难想象当局何苦动用这么极端的手段对付这些喜欢摇滚乐的年轻人？他们真的相信这种音乐会毁掉整个政权吗？或许这是一个循环的问题：正因当局相信这种音乐必须被摧毁，摇滚乐反倒成为某种心照不宣的认同符号。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凡是政府讨厌的东西，就是好东西”。于是摇滚乐禁忌的魅力与日俱增，它在当局眼中的危险性也就愈升愈高。最后，很讽刺地，政权真的垮了，而且真的因于一个被迫害的摇滚乐团。
“变成‘异议份子’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贺拉夫萨在多年之后回忆说，“我们只是觉得，应该替自己的生活作主而已”。然而这几个形容猥琐的摇滚浪子，确确实实改变了共和国的历史，也成为摇滚乐诞生近半世纪以来，最叫人心醉神驰的传奇之一。你当然知道，“传奇”这两个字，在摇滚乐的历史中早就被滥用到了极点。然而，“宇宙塑胶人”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放眼望去，世界上还有哪一个乐团，能够翻转历史、成就一场货真价实的大革命？
最后让我引一段Lou Reed的歌词吧。1990年他访问哈维尔的时候，在送给总统的那张新专辑里，正巧有这首歌，简直就是宇宙塑胶人传奇的写照：你不能指望家人\指望朋友\不能指望聪明才智\你不能指望上帝\你不能指望智者\因为智者不存在\你不能指望好心人\好心人专做灯罩和肥皂\很多事情都不能指望\最糟的事情老在发生\你得要有满满一公车的执念\才能让自己过下去……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宇宙塑胶人的故事。
（honeypie）
（《我爱摇滚乐》版权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及作者）
